（八）德黑兰的屋顶
宁静的屋顶，柔和的月光，朦胧的人影，懵懂的恋情，在小说《德黑兰的屋顶》中，伊朗裔美国作家马赫布?萨拉杰用清新笔触，讲述了1970年代德黑兰青年在夜幕降临后站在屋顶大喊，表达反对政权、向往自由的故事。2009年，这部小说出版后，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，让全世界的反伊朗者心有戚戚。
我在德黑兰，看到的市貌与小说里的差不多，有欧式的咖啡馆、西式的着装、西方来的电器与汽车、美国的音乐，但从没有听到屋顶上的呐喊，这多少让我有一些茫然。一些欧洲人读了高行健小说后再来中国，同样会发现一些相似之处，但肯定也会有找不到“灵山”的茫然。
不过，有一次，在伊斯法罕闹市区，两位衣着时尚的年轻情侣走近作为外国人的我，悄声用英文说了两遍：“这里没有自由！这里没有自由！”然后暗暗挥舞V字手势快速离开。我问一位伊朗学者，伊朗到底有多少反对派？他回答，大概1%－2%，其他都是政权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，两者主要差异是对西方的态度，共识则都是维护伊朗体制。
1997年，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，提出与美国的“文明对话”，一度缓和了伊美关系。但“9?11事件”后，小布什总统迅速将伊朗划为“邪恶轴心”，否认伊朗选举的合法性，指责伊朗庇护“基地组织”支持巴基斯坦“恐怖主义行为”，这等于煽了以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一个耳光，伊朗国内保守派趁机上台，伊美关系急转直下，恶化至今。
在伊朗革命日天，巴列维王宫门票免费，许多当地人前来瞻仰1979年霍梅尼革命时推翻的老国王的故居。有当地人说，伊朗人多多少少有点怀念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伊朗的全盛时期。不过，当问及是否愿意回到巴列维王朝那样西化、与欧美国家亲密无间时，三位德黑兰人都迅速回答：“不！”
怀念巴列维的思潮在流行，主要是因为2011年底以来西方的新一轮制裁，多少让伊朗人感觉到水漫脖颈。2月中旬，美元兑伊朗货币里亚尔的官方比率是1：12100，但在购物时，商场通常都以1：17000来折合商品的美元价格。伊朗实际失业率已高达20%，通胀率达成40%，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。在德黑兰，1公斤羊肉的价格是25美元，干巴巴的馕每个1美元，稍像样点的餐馆人均消费至少20美元，但德黑兰普通人的月薪不过300－500美元。这样的经济状况多少让城市居民有对内贾德的抱怨声，所以才会出现内贾德革命日演讲一半左右听众退场的现象。不过，对于西方的制裁，我们在德黑兰的司机是乐观的：“制裁下的生活虽然很难受，但我们伊朗人早就习惯了。”
的确，被西方制裁了30多年，德黑兰隔几百米就有烂尾楼；离机场不远的霍梅尼墓修了10多年，仍只完成了一半；马路多是双车道；高楼、新楼不多；没有像北京王府井、上海淮海路那样的购物中心，最繁华商业区多数是百余平米左右的商铺，商品种类也不多；大多街道两旁都有明沟，淌着山上雪水或污水；路上跑的汽车基本都相当于中国国内10万元左右的中低档车。对习惯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中国人来说，这些街景很容易让人想起15年前的中国。但一个事实是，人口1600万的德黑兰，仍是西亚最大、全球第19大城市。
在伊朗的每一个小时，我都能小本子记下观察到的细节，各种关联式也在脑海中生成：引进西方文化≠向往西方体制，对政府表达不满≠反对现存体制，反对体制者≠伊朗主流。
这些复杂的不等号，美国人似乎并不懂。30多年来，他们对待伊朗的方式是简单而粗糙的，植下的只能是伊朗人心中的西方仇恨，就像1960年代中国人内心的“打倒美帝”一样。很少有美国人相信，让“美帝”变成“美丽帝国主义”的路径，从来不是靠强硬或制裁。欧美想以制裁、战争威胁、依靠一些反对派的方式让伊朗“变天”，就像当前想颠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，结果应是可以想象的。
“西方主义”的思维局限，很难让欧美人辨识“体制依赖”、“民族复兴”、“生活抱怨”、“自由主义”等内容在伊朗民众心中的成色。至少我看到的许多伊朗裔美国人的作品中，呈现的仍是那种迎合西方逻辑的后殖民主义语径。
想一想居住美国的那些中国异见者写的小说、杂文与中国观察，就可以明白，它们内容只是观察的一个角度，但不足以让西方人全面了解真实的中国。所以，《德黑兰的屋顶》也只是其中观察伊朗的一部分，西方人了解伊朗恐怕需要更多的视角。
